【摘 要】 作为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利用理论研究一直是我国档案学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本文梳理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并指出现阶段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优化路径。

档案利用理论是在档案检索、查询，获取、应用和反馈档案服务信息资源过程中产生的，能够揭示档案利用工作的本质及其规律，并经过档案利用工作实践检验和证明的理性认识，其研究任务是全面探究我国档案利用实践的本质，总结档案利用实践蕴含的规律，形成关于我国档案利用实践的科学理论、原则、技术和方法，指导我国档案利用工作，更好地为档案用户服务。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形成到逐步发展的历程，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在新时代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需要探索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优化路径。

1. 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取得的成就

1.1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形成的时间、标志及其后续发展

我国档案利用理论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1]。其主要标志是：一、1956年3月27日，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下，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同年4月16日，国务院公布了这个《决定》，4月21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社论。该《决定》明确指出：“国家的全部档案，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机关、部队、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革命历史档案和旧政权档案，都是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文书材料，都是我们国家的历史财富。档案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在统一管理国家档案的原则下建立国家档案制度，科学地管理这些档案，以便于国家机关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利用”[2]。这一《决定》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档案利用提供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也为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创立。二、1959年4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第七次科学讨论会上，我国著名的档案学家吴宝康教授发表了《论当前档案工作方针的正确性》一文，对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基本内容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首次明确地提出档案的保管和社会的利用是档案工作的基本矛盾，档案利用是档案工作诸环节中的主要环节，利用是中心，利用是目的，并说这是我国档案工作发展的客观规律。1961年9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举行的科学讨论会上，吴宝康教授向会议提交了《关于档案工作矛盾问题的探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笔记》。该文是吴宝康教授《论当前档案工作方针的正确性》一文的继续和发展，它更深入、更全面地从理论上阐述了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基本问题。该文认为：档案文件收藏和供用之间的矛盾是档案工作的基本矛盾，供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推动档案工作向前发展的最有力、最活跃的因素，因而也就是决定性的因素。档案收藏工作与供用工作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二者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档案工作自身存在着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是内部矛盾；档案工作的客观需要，即社会对档案的利用需求，这是外部矛盾，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发展变化影响着档案工作的水平和质量。三、196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档案管理学》。该书在论述档案利用的章节中，详细探讨了档案利用概念的内涵、档案利用工作的地位、档案利用工作的服务方向、档案利用与保密的关系、开展档案利用工作的前提条件等档案利用理论的基本内容，其中，最突出的贡献是对档案利用概念的分析和阐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档案利用理论形成的时间，与欧美国家基本一致，从初期理论内容和体系来看，甚至可以说略高于欧美国家档案利用理论的同期水平。

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起步虽然不比欧美发达国家晚，研究水平和成果也并不逊色于它们，有些方面甚至略高于它们，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由于“左”倾思想的泛滥，特别是十年“文革”期间，在档案工作领域中片面强调档案和档案工作的阶级性和机要性，片面强调档案工作是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工具，认为“以利用为纲”是修正主义的方针，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产物，致使全国的档案利用工作遭受到巨大破坏，作为反映这一工作发展的我国档案利用理论也随之遭受到了不应有的批判和否定。从此，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研究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这是导致我国档案利用理论落后于欧美国家的主要原因。

1978年12月，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我国的档案利用理论研究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获得了新生。这种新生的表现之一，就是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召开的档案工作路线是非座谈会，这次会议重新提出了档案利用工作是档案工作中心的思想。然而，对于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发展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1980年5月23日至6月6日国家档案局在北京召开的省级以上档案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传达讨论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放历史档案的决定。曾三同志在会上做了《加强档案馆的恢复和整顿，积极开放历史档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重要讲话。会议“集中力量讨论档案馆怎样加强档案的基础工作，积极开放历史档案，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科学研究和历史研究服务的问题”[3]。这次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历史档案，除极少部分限于在一定范围利用外，其他一律向社会开放。这种在全国范围内开放历史档案，即档案利用工作从过去单纯地为特定机构服务转变为向社会开放，是一种质的飞跃，标志着我国档案利用工作开始从封闭转向开放，从被动服务转向积极主动服务。更为重要的是，从长远来看，开放思想和开放精神的确立或许远比开放历史档案本身更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从此以后，随着全国档案利用工作的蓬勃开展，20世纪80年代的我国档案利用理论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1981年11月，中国档案学会成立，同时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档案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开创了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新阶段，一批档案理论工作者就我国当时档案利用问题提交了具有相当理论水平的论文，从不同侧面探讨了我国历史档案的开放问题，反映出我国档案利用理论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冲破“左”的思想束缚，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实现了对档案利用工作从利用到开放这一根本转变的理性认识和总结。

1985年，国家档案局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档案馆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解放思想，加快步伐，积极创造条件，开放一切应该开放的历史档案，使开放历史档案的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大力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为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服务”[4]的档案工作指导思想和方针。会议明确指出:所谓进一步开放历史档案，一方面是进一步扩大开放历史档案的范围，这就是除了继续开放建国以前的历史档案以外，还要准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满30年的档案，逐步地、分期分批地实行开放；另一方面是进一步扩大利用历史档案的对象，即除了向机关、团体、学校、研究部门开放以外，还要向整个社会开放，允许公民利用档案，还要在保护党和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的前提下，继续向外国学者开放历史档案。

1986年，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就开放历史档案问题作出批示：“档案的进一步开放(包括对国外开放)，势在必行，这是繁荣我国学术事业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必然要求，各国的通例我国不能例外”[5]，“这对于我国长期以来封闭式的档案管理方式是一大改革”[6]。档案工作指导思想与方针的确立，特别是大力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任务的提出，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发展和提高。会议上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建设档案利用理论，丰富发展档案科学”的观点。在这次会议上，他论述了档案利用理论在档案工作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利用理论的思想基础、核心内容以及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同年10月，吴宝康教授说：“现在，已经到了有必要、有可能提出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为中心课题的档案利用理论的时候了。对于档案利用工作从利用到开放、开发过程的演变和发展，加以科学的描述，也就构成了档案利用理论的基本线索”[7]。

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明确规定了档案利用与公布的原则，为档案利用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准绳，促进了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1988年3月22日，吴宝康教授又说：“对于利用问题，档案部门先提‘利用’，后来提‘开放’，到现在又提‘开发’。我认为从利用到开放，到开发，这是对档案问题认识的深化与发展”[8]。

1989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邓绍兴、陈智为两位教授主编的《档案管理学》高校文科教材。在该书第六章“档案的提供利用服务”中，详细地阐述了档案提供利用工作的含义、开展档案提供利用工作的理论基础、档案提供利用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要求、档案提供利用的途径与方式、档案咨询服务、档案用户调研和开放档案等，为丰富和发展我国档案利用理论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1993年9月，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校文献情报学系罗辉同志编著的《档案信息开发与利用》一书。该书系统地阐明了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基本理论、原理、原则和方法，内容涉及档案信息系统的构成，档案信息开发的程序、规律、条件、方式和方法，档案用户研究和信息反馈，档案利用理论概述等。这既是我国档案理论工作者对信息时代的到来所作出的积极敏锐的反应，又是对我国档案利用理论进行大胆探索和认真梳理的尝试。1995年，吴宝康教授在《略论利用与编研》一文中说:“最近，我在利用与基础工作的关系上，主张用三句话来概括我们的认识:这就是以管理(包括收集、整理、保管和保护等)为基础，以利用为中心(目的、主导)，以服务为根本(方向)。以此作为我们从全局出发的宏观管理的指导思想。它是辩证的、全面的，在贯彻执行时，应视各地各单位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9]。

1996年，吴宝康教授在《当代我国档案工作的重要文献》一文中说:“我是以利用为纲的思想理论的坚持者，甚至可以说我是个`利用为纲论者'”[10]。“我始终认为利用为纲作为方针来说，随着实践的发展是可以改变并提出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新方针的，但作为思想理论来说，我们是不能丢弃的。’利用为纲'不能丢弃的思想理论内容主要有:(1)利用是目的，利用是主要环节，是中心，是重点，是关键，收集、整理、保管等是基础。(2)档案工作的根本性质是服务，这是档案工作本身所含的矛盾特点所决定的。(3)档案必须利用，通过利用来充分发挥其作用，为社会服务，并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各方面紧密联系起来，实现档案自身的社会价值。包含着上述思想理论内容的`利用为纲'是历史实践留下的思想财富，不仅不应抛弃，而且还应该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丰富它，使它更完善成熟起来”[11]。可见，吴宝康教授是何等地重视“利用为纲”这一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核心内容，他对于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的确确地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98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面向全国招标《现代档案利用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是年，全国有38个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档案实际工作部门参加竟标。最终，该研究项目为安徽大学管理学院档案学系青年教师马仁杰副教授所中标。目前，该项目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如《论影响我国档案利用的因素》、《新形势下我国档案利用工作的对策》、《关于徽州历史档案开发利用的若干问题》等等一系列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对丰富和发展我国档案利用理论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1999年5月5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修订、颁布和实施，国家档案局经国务院批准，适时地修改并发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修改后的《档案法》和《实施办法》针对我国档案利用工作中发生的随意公布档案造成国家秘密失、泄密以及构成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害等行为，补充规定了档案公布的几种行为。补充的行为有利用电子出版物或利用公众计算机信息网络等首次向社会公开档案的内容，同时规定了公布档案记载的内容，也是公布档案的行为。这样规定，可以有效地控制档案利用工作中随意公布档案的行为，对违规者亦容易依法进行处理。

2000年3月18日，总参兵种部档案馆杜长安和李洪两位同志联合署名，在2000年第2期《档案学通讯》上发表了题为《档案工作走近人民》的长篇优秀论文。该文最突出的特点是:大声疾呼我国的档案利用工作在为国家服务的同时，更应该为公民个人服务，并指出“档案为公民个人服务，并不仅仅是指维护公民个人的物质利益，它还包括关注公民个人特有的精神需求，档案要为公民提供根源感、身份感、荣誉感和集体记忆”[12]。这是新世纪有关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振耳发馈之作，它引起了我国档案学界的普遍关注，并获得了几乎一致的好评。因此，可以认为，该文是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发展史上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之作。

2001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刘耿生教授编著的21世纪档案学系列教材之一《档案开发与利用教程》。该书内容涉及开发利用档案的重要途径——编纂公布、必要措施——鉴辩真伪、最高形式——编史修志三个方面，对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发展起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的作用。

进入新世纪以后，尤其是2010年以后，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完成了恢复与重生，向着转型与升级阶段迈进。在这一阶段，我国全面实施信息化战略，受到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环境的驱动，传统的档案利用模式被逐步取代，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档案服务得到快速推广。为此，档案学界一方面关注新型的技术环境，力求从宏观层面建构全新的档案利用理论，加强顶层设计以指导数据化、智慧化的档案利用实践，另一方面，档案学界积极探讨档案新技术的应用政策、应用示范、具体技术和管理模式等保障性措施和具体技术路线。因此，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得到拓展、更新，不断涌现出新成果、新方法[13]。

1.2.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已经成为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分支之一

我国档案工作包括收集、鉴定、整理、保管、检索、编研、利用、统计等环节，因此，我国档案学理论也可以分为档案收集理论、档案整理理论、档案分类理论、档案鉴定理论、档案保护理论、档案文件编纂理论、档案开发利用理论等等，虽然这些理论的研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是对档案管理过程不同环节的深度研究，档案利用理论同档案收集理论、档案整理理论、档案鉴定理论等相互支撑，相互链接，共同构成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推动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的良性发展。

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已经成为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基点和分支。一方面，现阶段，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研究领域不断得到拓展，内容体系日益丰富，在自身的更新与发展中不断吸收、借鉴其他学科或者本学科其他分支理论的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法为己所用，为复杂的档案利用现象提供因果解释和抽象概括，不断深入开展学科归属、研究对象、概念建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等问题的探究，涌现了一大批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高水平学术论文、专著等，充分彰显了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社会价值，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另一方面，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对相关问题展开持续性跟踪研究，探寻我国档案利用现象所蕴含的更为深刻的客观规律，使研究成果呈现出明显“向深走”研究特征，为丰富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和优化我国档案利用理论体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3.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支较为稳定的档案利用理论研究队伍

人是开展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活动中最积极、活跃的因素，是中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支柱，也是决定档案利用理论发展水平的关键力量。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队伍的来源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偏理论型的高等院校档案学专业的师生，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理论功底深厚，整体文化素养较高，如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大学、郑州大学、吉林大学、安徽大学、苏州大学等；一类是处于档案工作实践一线的专兼职档案工作人员，他们具有丰富的档案工作实践经验，所提出的档案利用工作实践优化策略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行性。

随着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国内已经形成了一支由专家、学者、专兼职工作人员以及专门管理部门和行业学会组成的相对稳定的档案利用理论研究队伍[14]。一方面，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队伍中存在着一批基础理论扎实的研究者，以曾三、裴桐、吴宝康为代表的老一代档案学者奠定了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队伍中中坚力量和后起之秀不断涌现，其中，陈永生、黄霄羽、刘永、陈忠海、周林兴、常大伟等学者成为现阶段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中流砥柱，推动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除此之外，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队伍中的后备力量不断得到充实，档案学学硕、博士和博士后作为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后备军，蕴含着很大的科研潜力，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据统计，截至2021年底，我国已经拥有15个图情档学科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图情档学科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郑州大学、上海大学、安徽大学、云南大学等每年都培养出大批优秀的档案学硕士、博士毕业生，档案学研究生教育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为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

1.4.国家社科基金关于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立项日益增加，资助力度不断加大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代表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权威水平，严格的评审程序和权威的鉴定结果使得所立项目的研究成果具有显著的学术导向性和权威性。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一直是档案界长期关注的重点。

一方面，关于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总数逐年增加，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也都有所突破，自1998年以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关于我国档案利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立项总数91项，其中，重大项目2项、重点项目4项、一般项目57项、青年项目23项、西部项目4项、成果文库1项，立项项目内容涉及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方方面面，几乎覆盖了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范畴的各个方面，并取得了一批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进一步的深化奠定了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关于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力度逐渐增加。随着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重视，关于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的资助力度大体上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以本人主持完成的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例，1998年立项的《现代档案利用的障碍与对策》的资助金额是3.3万元，2005年立项的《社会转型期档案信息化与档案信息伦理建设研究》的资助金额是6.5万元，2015年立项的《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资助金额则攀升至20万元，相较于前两个项目增幅较大。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力度的增加为我国档案利用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1.5.涌现出了一批高质量的档案利用理论研究学术专著、学术论文

近年来，一批关于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学术专著、学术论文相继问世，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展现了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领域的整体态势：

一是从宏观视角来开展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以安徽大学马仁杰教授为代表，先后发表了《论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论新世纪以来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发展—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分析》《新世纪以来我国档案用户研究综述》《“互联网+”时代我国档案利用的特点》等128篇学术论文，尤其是于2020年12月出版的学术专著《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与实践研究》，从宏观视角全面梳理了我国档案利用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脉络，深度剖析了当代中国档案利用实践的现象与本质，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与实践研究框架，丰富了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内容，为当代中国档案利用工作实践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15]。二是基于档案及其信息内容层面的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档案资源价值挖掘、基于“记忆观”的档案利用服务、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民生档案共享、档案数据治理等成为档案界关注的重点。三是基于档案利用者（档案用户）层面的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目前，我国档案学界关于档案利用者（档案用户）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档案用户需求、档案用户类型、档案用户心理、档案用户特点和档案用户隐私保护等方面；四是基于档案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层面的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目前，我国档案学界关于档案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档案网站、数字档案馆、智慧档案馆、档案人才队伍建设、档案职业发展等方面的研究；五是基于环境层面的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我国档案利用工作经历了技术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治环境、文化环境等环境的不断变化，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内容也有了全新的发展。

1.6.我国档案学专业精品课程建设成效显著

档案学精品课程是具有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容、一流教学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理等特点的示范性课程。现阶段，我国档案学专业精品课程建设成效显著，形成了校级、省级、国家级精品课程体系，有效地促进了我国档案学学科建设，为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档案学概论》、武汉大学《档案学基础》、上海大学《电子文件管理》、湘潭大学《电子政务基础》、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多媒体技术》《档案管理自动化》、广西民族大学《档案管理学》等课程先后获得“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称号。再如，安徽大学档案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专业开设的《现代档案利用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对培养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基础理论、科研水平和动手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全国同类高校档案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中影响较大，特别是在教学内容中注重融入习近平关于现代社会治理理念、治理能力和人民至上发展理念，启发档案学专业研究生自觉地把《现代档案利用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学习与领袖治国方略结合起来，从而培养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发现、分析、解决档案利用问题的综合能力。

2.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面临的挑战

2.1.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虽然成果数量丰富，但是深度不足，能够体现中国特色的档案利用理论仍不够多

纵观我国档案利用理论发展历程和取得的研究成就，在已有的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成果中虽然数量丰富，但是深度不足，或多或少地呈现出“跟风式”，甚至“重复式”的研究状态，仍然停留在分散的、个体的、自发的研究阶段，表现为一篇篇孤立的学术论文或一个个不相关联的政府文件，研究议题呈现出碎片化、内卷化的特征，继承性和延续性不够，部分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成果仍然停留在就事论事的研究表层，尚没有形成规范化、权威化的结论。相关理论成果并非真正根植于我国档案利用工作实践的需求，对档案利用工作实践的实质性导向作用并没有因为实证研究类论文的激增而增强多少，现有的档案利用理论难以较好地解释和预测我国档案利用工作中出现的种种现象。

现阶段，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成果中移植成分较多，包括较多地借鉴国外档案利用理论成果，甚至存在生搬硬套的情况，并没有真正地结合中国的档情和国情，对中国档案利用工作实践规律的总结不深刻。比如，2000年第14届国际档案大会提出的“档案休闲利用”是否真正适合中国档案事业实际，“休闲利用”能否成为实现我国档案信息资源价值的方式等，我们是持保留意见的。

2.2.新时代，技术的进步对传统档案利用模式提出挑战，如何适应新时代的挑战成为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者亟待解决的难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互联网+’时代，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 [16]。国家实施信息化发展战略，档案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我国档案利用工作实践带来契机，这引发了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者的关注和思考，随之涌现出的研究成果为应用信息技术优化我国档案利用工作实践提供了指导。从技术视角研究档案利用工作实践的学术论文、学术著作不胜枚举，区块链、人工智能、A/VR技术、量子保密等信息技术的出现都引起了相关研究的高潮，但是，大多数学术论文都遵循着“具体技术介绍—技术应用可行性—技术应用设想”的逻辑路线，在技术应用设想部分并没有将信息技术的实际应用场景与档案利用具体业务有机结合。同时，部分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者对信息技术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忽视了档案信息资源所具备的人文因素和社会因素，过分突出了信息技术的作用，不能正确认识信息技术的工具属性，导致部分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成果基础不扎实，内容不切实，成为缺乏现实指导意义的“镜中月，水中花”。

2.3.中国档案利用理论国际影响力不够，在国际档案界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

我国档案利用理论深受苏联和欧美国家的影响，利用西方档案利用理论的研究思路、方法来分析、解决我国档案利用实践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者的“习惯性”思维，大量引入国外的档案利用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档案利用工作实践，致使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者争取国际话语权的主动意识十分薄弱。同时，我国参加国际性档案学术研究项目的档案学者总体上偏少，对外开展学术交流的能力较为薄弱，缺乏国际学术视野，因此，我国至今没有出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档案学者。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国档案学类期刊遵循着“中国机构+中国出版商”的发行模式，导致其海外发行渠道不够畅通，发行范围比较窄，从而陷入一种“影响因子低——无法刊登国外权威档案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影响因子更低”的恶性循环。我们调查了2007年1月至2021年10月《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两大权威期刊上外国学者发表论文的情况，得到的结果是4篇，分别来自加拿大渥太华档案馆、伍伦贡大学、苏丹王子大学、马来西亚国民大学和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占全部发文量的0.014%左右，可见，我国档案学期刊在国际档案界的认同度较低，中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成果想要“走出去”还需要档案学界付出更多的努力。

此外，我国档案学界相关学术会议的国际影响力不够。目前，我国档案学界比较有影响力的学术会议包括全国档案工作者学术年会、档案学基础理论学术委员会学术年会、全国青年档案工作者学术论坛、中国档案学博士论坛、全国高校青年档案学者学术论坛、中国电子文件管理论坛、中国档案职业发展论坛等，但是上述会议基本没有国外档案学者的身影，这显然不利于我国最新的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成果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3.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优化路径

3.1.继承并创新原有档案利用理论有效的研究方法

在新一轮信息技术浪潮的驱动下，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研究对象更加复杂，档案学界需要在融合其他理论或者借助其他技术的基础上，继承并创新原有档案利用理论的研究方法。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所需数据、资料的获取、整理、统计、分析需要从人工向软件、算法转变，从单一线下方式向线上线下协同方式转化。比如，在数据收集阶段，传统问卷调查法的调查范围小，工作量大，所得数据、资料往往全面性不够，而网络调查的出现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受众范围广，调查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在成果表达阶段，最初，相关论文或专著基本是“纯文字”的单一表述，只是辅以简单的二维表，后来是文字、表格和图片兼而有之，但是，其中的图片多为简单的折线图、饼图，无法展现出研究成果之间深层次的逻辑关系或者因果关系。随着数据可视化技术的发展，以知识图谱为代表的可视化表达方式逐渐成为众多学者展开理论研究的首要选择，帮助人们更好的理解和定量的解释科学的结构、亲缘关系和演化规律。不少档案学者利用CiteSpace、TDA、Ucinet、VOSviewer、Bibexcel、SPASS、Histcite和WordsmithTool等可视化软件对国内外档案文献和政策文本进行可视化分析，直观、形象地展现了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发展脉络、研究进展、前沿热点等，揭示了其呈现出的研究对象复杂化、研究主体多元化、研究方法多样化、研究议题深入化等特征，从而科学地预测了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发展趋势。

此外，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打破学科壁垒，突破学科边界成为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共识。在信息技术和国家战略的双重驱动下，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涌现出电子文件单套制、档案社会记忆、档案云平台、社群档案等诸多重大课题。但是，这些课题涉及范围广、研究内容复杂，仅依靠档案学一门学科是无法解决的，需要档案学与其他学科全面协同，甚至开展深度融合研究。因此，跨学科研究方法成为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主流趋势[17]，其他学科的渗透可以为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注入新鲜的血液，实现研究方法的变革与创新。

3.2.树立档案利用理论研究主体的学术自信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18]。“四个自信”精神动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涌现出生生不息、延绵不绝、持久深透、强劲坚实的力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彰显精神伟力[19]。因此，“四个自信”精神动力在中国特色档案利用理论与实践研究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档案利用理论研究主体坚定四个自信能够增强其对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自信心、认同感和使命感，提高学术自信，坚信发端于中国本土，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档案利用理论能够屹立于国际档案学术之林，坚信中国档案利用理论不仅能回答中国档案利用工作自身的问题，也能对回答国际档案界面临的共同性问题做出贡献。

树立学术自信需要强化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自觉性。研究主体对档案利用理论的问题指向、路径选择、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要有清晰的认知，将该理论与档案学其他理论区分开来，从而增强不照搬西方档案利用理论的自觉，提高档案利用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自觉，强化将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贯穿于理论研究过程的自觉等等，不断发展、强化档案利用研究的自觉性，将发展、完善我国档案利用理论转化为个体内在的自觉意识和外在的行为选择，不仅需要向档案学界同行专家彰显其理论力量，还需要向社会公众证明其学术价值，从而大大提高档案利用理论的学术地位。

3.3.将“互联网+”思维融入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活动

“互联网+”思维是互联网思维的一种延伸和深化，其本质是一种用全新的角度思考问题和观察世界。“互联网+”时代，我国档案利用实践迈入转型与升级阶段，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者需要运用全新的“互联网+”思维研究和揭示我国档案利用工作实践中的种种现象，并透过这些现象揭示我国档案利用工作的本质及其规律，从而构建具有“互联网+”特征的当代中国档案利用理论体系。

首先，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者需要将大数据思维融入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活动中，“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技术成为创新理论研究的一种有效的思维方式、研究范式和治理工具。在以往的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过程中，研究主体习惯于一种简单、线性、静态的思维方式，而大数据技术促使复杂性、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生长性的研究思维方式成为习惯，此外，大数据思维的本质其实是一种数理思维，借助数学方法研究档案利用理论发展现状，比如利用定量研究方法梳理不同时间、区间内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主题分布、研究热点以及发展方向等；其次，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者需要将开放思维融入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活动中，“互联网+”的特征之一即为开放性。因此，“互联网+”思维要求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者保持更开放的视角，允许档案利用理论出现新的、变化的可能性，不仅要对我国档案利用实践的新趋势、新现象开放，即档案利用理论的社会渗透性更强，也要对与档案利用理论研究存在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其他学科开放，包括诸如历史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传统学科和人工智能、数字人文等新兴学科，同时，更要对国外有参考价值的档案利用理论及档案利用实践开放[20]；最后，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者需要将前瞻性思维融入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活动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辩证认识和把握国内外大势，加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谋划”[21]。“互联网+”时代，档案利用实践瞬息万变，档案利用理论也处在不断演化的过程中。因此，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者要立足现在、着眼未来，运用预见性眼光和前瞻性思维，根据已有档案利用理论研究取得的成就、形成的经验、得到的教训，探究档案利用理论的成长规律、演化规律和整合规律，对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发展趋势做出科学合理的预见，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机，从而保证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健康发展。

3.4.档案学界要有使命担当，取得更多档案利用理论原创性成果

档案利用理论作为在档案利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具有明显的社会科学属性，档案学界要有使命担当，竭力取得更多档案利用理论原创性成果。在开展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过程中，一方面，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者需要以实际问题为导向，发现、挖掘其中的关键问题并进一步运用新技术、新方法、新工具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者需要捕捉档案利用实践中涌现的新问题和新机遇，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区分、归纳、提炼与批判，提出解决问题的基本路径，甚至具体措施。

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加速推进档案利用实现智慧化，档案与文件、信息、数据等的界限日渐模糊，电子文件单套制战略的逐步推行，使得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内容、对象、方法、范畴等都出现了新的变化，我国档案学界需要深度思考当前学术研究面临的核心问题，即如何创新档案利用理论以满足新技术环境下档案利用工作实践的新需求与新特点。同时，我国档案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重要原则，正逐步实现从“国家模式”向“社会模式”的转变。档案界只有密切关注档案利用工作实践发展的新趋势，敏锐地捕捉社会公众对档案信息利用的新诉求，贯彻“以人为本、服务先行、安全第一”的战略思维，方能挖掘出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内容、研究议题，实现档案利用理论的发展、完善和创新，从而取得更多档案利用理论的原创性成果。

3.5.积极组建全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联盟

全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联盟是指专家、学者、专兼职档案工作人员以及各级各类档案机构和行业学会等不同研究力量为提升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信息互联互通，资源共建共享、合作共赢的方式所组建的学术组织。从资源依赖理论来看，任何两个或多个组织的联合一方面是为了共同从外部争取更多资源;另一方面，是实现组织之间的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通过互惠互利、各取所需的方式促进彼此的发展[22]。因此，组建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联盟能够以最小的成本实现学术资源效益的最大化，各学术资源突破了时空限制，由分散、封闭的状态转向积聚、开放，可以有效提高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成果的更新速度，这使得档案利用理论从经验向理论的质变过程大大缩短。

首先，组建全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联盟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加强引导。一方面，国家档案行政主管部门需要加强对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联盟的资金支持，为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联盟的组建和平稳运行建立良好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相关部门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规范，增强各研究力量的合作意识和合作积极性，推动各方力量开展深入且高质量的合作研究，为组建全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联盟，发展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提供政策保障。其次，要发挥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领域部分学者的带头作用，扩大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联盟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吸纳更多更优质的学术力量，优化联盟成员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和知识结构等等。此外，全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联盟需要构建一个完善的管理机制，从而明确诸如学术交流、学术会议、经费使用等相关事项，达到研究联盟平稳高效运行的目标，为推动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3.6.加强与国际档案界同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在交流过程中扩大影响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23]。为了扩大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力，档案界需要学会向国外同行推介中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成果，加强与国际档案界同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在交流过程中扩大影响力，在合作中增强我们的自信，提升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水平，讲好中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故事，传播中国档案利用理论好声音。

档案学术会议是档案学界交流档案利用领域新理论、传递档案利用领域新动向的重要平台。档案学术会议不能仅仅是国内档案学界的“圈内游戏”，应该积极与国际档案学界对接，积极邀请国外档案学者参与，共同研讨档案利用领域的热点问题。此外，我国档案学界需要大力鼓励国内档案学者以团体会员或个人会员形式参与国际档案界的各类档案利用研究项目、研究活动和国际档案理事会、国际信息资源管理学会、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图联等国际机构，推动国外档案利用理论与国内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成果在求同存异基础上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积极向国际档案学界阐述中国档案利用工作实践中的新经验和中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新进展，通过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频次进一步提高我国档案利用理论在国际档案界的地位，并增强我国档案学者在国际档案界中的话语权。

作者/马仁杰  许茹

原载：《档案管理》2022年1期

来源：2022.01.10《档案管理》杂志社微信公众号